正月饭，不定时，谁家都准备了各种吃食，以备招待亲戚朋友。
高老师给赵小禹热了馒头，油糕和炖猪排骨，询问了他家的情况，得知赵大顺死了时，她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她又问起金海：“你们还在一个家吗？”
赵小禹淡淡地说了句“不在了”，再没做过多解释。
在高老师家吃完饭出来，赵小禹走在公社的大街上，心情无比畅快，尽管他没卖掉猪肉，没买到心爱的玩具、零食和小人。
但当他无意从口袋中摸出三张“大团结”时，心情瞬间就不好了，他没卖掉的猪肉，被高老师高价收了。
三十块钱，对赵小禹来说，无疑是一笔巨款，他从没想过，自己的有生之年，居然能有这么多钱。
他的心里五味杂陈，有温暖，有苦涩，有感动，有后悔，他的眼里又揉进了沙子。
这些钱，完全可以把他想要的玩具、零食和小人全买到，但他一点兴趣都没有，这三张钞票就像未完成的作业一样让他感到不舒服，比那十几斤猪肉还沉重，让他步履艰难，钱上面那些笑容可掬的各族人民仿佛都在嘲笑着他。
最终，赵小禹跑回高老师家的院子，把钱放在窗台上，敲了敲玻璃窗，不顾玻璃后面高老师和王老师惊愕的目光，转身又跑了。
等高老师追出来时，他早已没了踪影。
放下那些钱，就像是放下了千斤重担，赵小禹脚底生风，把高老师的喊声远远地甩在了新年的空气里。
他一口气跑上公社的那条砂石路，跑上回村的土路，直到跑得筋疲力尽才停下来，喘息了一会儿，信马由缰慢慢地走，又哼起了“黑野猪”的歌。
回到家，天已黑，赵天尧问他：“你爸妈原谅你没？”
“原谅了，他们很高兴，给我炖了肉。”
“那就好，那就好啊！”赵天尧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许国庆摊上事了，他的上家卷款跑路了。
那时那地的农民出售农产品，都是卖给了流窜在乡间的二道贩子，很少给现钱，往往是二道贩子将农产品卖出去以后，得了钱，再给到农民手里。
这是许多年来形成的规矩。
一般来说，到年底就基本结清了。
许国庆原本有个固定的上家，合作多年，没出过差错，但去年那个上家出价太低，他根本赚不到钱，加上各种成本，甚至可能还要亏，这时他认识了另一个上家。
这个人出价颇高，许国庆便把收来农产品都卖给了他。
他年底去要过一次账，那个人说，货还没出手，他也没太放在心上，这样的情况经常有，毕竟在信息闭塞的当时，对上好行情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只要人在，就不怕他赖账，大不了在面对那些要账的农民时，多说几句好话。
正月十八，许国庆全家人从南方回到西北，他又去要账，就找不到那个人了，去了那人的仓，发现早已人去楼空。
问了一个同行，同行说他也正在找那人，他的货也卖给了那人。
两人预感到不祥，就去派出所报了案，警察让他们等消息。
消息一直没等来，债主们不等了，正月一过，就陆续去他家要账。
许国庆这些年虽然赚了点钱，日子过得还不错，但也仅仅是比新建队的人吃的好一些，穿的好一些，干的农活少一些，活得比一般农村人潇洒和洋气一些，存款根本没多少，相比债务来说就是九牛一毛，以他当时的赚钱速度，估计这辈子也还不清了。
许国庆只能一边安抚着债主，一边到处打听着那人的踪迹。
别的人还好，最难应付的就是武家人。
武家去年被烧了两万多斤小麦，剩下的葵花子，籽瓜子等农产品，也都卖给了许国庆。
年前武家人就去许家催过几次账，年后更是逼得紧。
武家人要账和别人不同。
别人只是偶尔去一趟，只是去一个人，问问情况也就走了，大不了埋怨几句。
武家则一去就是个，气势汹汹，指天骂地，摔盆掼碗，一去就是一天，直到深夜许家人要休息了才离去。
而且，很频繁，隔三差五就去一趟。
后来就搬家具抵账，新买的十七寸电视机，录音机，二手的轻骑摩托车，新做的沙发……先后从许家到了武家。
按理说，这些东西值不少钱，武家的账差不多顶平了，但武家人不那么算账，折价很厉害，六百多买的十七寸电视机，只过了一个年，就折成三百元；二手的轻骑摩托车更是只给了二百，总之是，他家人说多少钱，就是多少钱，形同强盗。
所以，许家基本上被搬空了，还欠着武家不少钱。
许国庆去派出所报过案，警察告诉他：“如果你不欠他家钱，他家这就是抢劫，我们可以管，可是你欠着人家钱，那就没办法了，你们自己协商吧。”
许国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武家人搬走他家一件又一件东西。
每当这时，队里的人就去看热闹，同情一阵许家，感叹一番世风日下，发一阵唏嘘，但谁也不敢去指责和阻止武家人的行为，只有赵小禹骂几句，但他只是个孩子，没人理他。
赵小禹看着整天嘻嘻哈哈的许清涯收起了笑容，恋恋不舍地望着武家人搬着她家的东西离去，心里难过极了。
他跑回家，对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赵天尧说：“爷爷，你快管管吧，武家人把许清涯家都欺负死了！”
赵天尧愣了半晌，才痴痴呆呆地说：“咱家的葵花钱，许国庆也没给吧？”
赵小禹见爷爷指望不上，又跑到许家门前，对正在发呆的许清涯发狠地说：“等我以后赚了钱，把这些东西全给你买回来！”
许清涯愣了一下，旋即开心地笑了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