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年三十这天早上，楚妍是被轰隆隆的鞭炮声音吵醒的，醒过来发现曾凡正在穿衣服。
“这么早就去吗？”昨天曾凡跟她说了早起和老爸去上坟，她没想到这么早，外面天色还完全黑着。
“你没听到那些放鞭炮的声音嘛，我们已经算不上早了，你继续睡吧！”曾凡穿好衣服，又给福仔喂了顿饭，才出门跟曾广海一起去坟地。
他们家是外来户，坟地里只有两个土坟头，都没有立碑，第一个是曾凡的曾祖父、曾祖母的合葬坟，第二个是曾凡爷爷奶奶的合葬坟，两个坟里的祖先曾凡出生前都去世了，他一个都没有见过。
说是合葬坟，第一个坟头里实际只有一个棺材和一个曾祖父的灵牌，曾祖母不识字，曾祖父的名字都不确定叫什么，只能确定姓曾。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天灾人祸不断，曾祖母跟父母逃难途中走散，后来在河南地界被一个姓曾的中年男人收留，没有明媒正娶，没有任何仪式就住到了一起，次年就生下了曾凡的爷爷曾寿，那时候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，也讲究不了太多。
曾祖父也是居无定所，到处打短工谋生，可惜好景不长，曾寿九岁那年，曾祖父染上恶性痢疾，从发病到去世总共不到三天。
失去了唯一的家庭支柱，曾祖母带着未成年的儿子曾寿，只能继续逃荒要饭。
根据曾广海的讲述，解放前十几年，具体哪一年不清楚，曾祖母带着儿子，也就是曾凡的爷爷曾寿一路要饭，来到刘家铺，被一个孤寡老太太收留，从此住了下来，他们娘俩照顾老太太两年多，老太太去世后，两间破旧的房子留给了他们，娘两个在这里安家落户。
几年后，曾凡的奶奶跟着大人逃荒路过这里，那时候大人都不容易活不下去，更别说孩子了，曾祖母用几斤小米买下来这个小丫头，当做童养媳养大，后来跟曾凡的爷爷结婚，曾广海出生没几年就解放了。
他们家分了土地，从此真正成了刘家铺住户，不用再靠帮地主富户家打长短工谋生。
解放后没几年，曾祖母就去世了，于是埋在了自家地里，有了第一个坟头。
因为小时候长期的吃不饱饭，曾凡的奶奶身体一直很瘦弱，生下曾广海又坐下了病根，曾祖母去世第二年，曾广海八岁那年也去世了，他们家地里又有了第二个坟头。
此后，曾寿和儿子曾广海父子相依为命，过了没几年，国家开始在农村实行公社化运动，开始了组织生产合作社，吃起了大锅饭，土地又变成了集体所有，大家都为公社集体劳动，父子两个家徒四壁，但负担也少，日子反而比自己单过好了不少。
七十年代初，曾广海和邱彩娥结婚，随后几年接连生了俩儿子，日子过的幸福美满。
外面的革命运动如火如荼，对他们家冲击不大，他们家是穷得不能再穷的贫下中农，成分梆梆硬，干活儿积极不偷懒，再怎么样也斗不到他们头上。
一直到八十年代初，重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土地又重新分给了每家每户，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制度取消了。
这时候，劳动力多的好处就来了，可以多分地多打粮食，也是在这一年，不幸降临他们家，曾凡的两个哥哥在西河边玩耍，溺水淹死了。
农村的习俗，夭折的孩子不能葬祖坟，连坟头都没有，路边挖深坑一埋就完事。
次年，曾凡的爷爷曾寿也去世了，跟他奶奶合葬一起。
又过两年，邱彩娥高龄怀孕，生下了曾凡。
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实行了几年计划生育，可是他们家的情况，也不在计划的范围内，人丁实在太单薄了。
从四五岁开始，每年除夕早上，曾广海都带着曾凡翻过结冰的西河，到自家坟地上坟，通常的流程就是烧纸钱，磕头，然后放鞭炮，完事回家吃早饭。
后来西河上修建起混凝土大桥，往来方便了许多，每年都是曾广海骑着自家的大铁驴带着曾凡去上坟。
再后来，曾凡学会骑自行车，和父亲各骑一辆车去上坟。
今年曾凡开车带着父亲去上坟，也算是一点点进步，至少可以少挨点冻。
跟周围其他人家十几个，几十个，甚至上百人的上坟队伍相比，他们家年年就父子两个人，显得格外的人丁单薄。
刘家铺三百多户人家，姓刘的占大半，据说都是一个祖先，几十代传下来，早已经分成了多个支系，十几处坟地各自祭拜，再加上二十多户外姓人家，坟地大多都在西河西边的田地里。
每年三十这天早上，一个村的男人差不多都要去坟地走一个来回，西河大桥这时候显得格外热闹。
他们这一片区域大年三十上坟是固定习俗，对清明节反而不太看重，烧纸钱放鞭炮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仪式。
大量的鞭炮、烟花、纸钱集中放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，这就是曾凡记忆里，印象最深刻的过年味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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