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商税？”昌理问道。
县丞笑道：“要我说，上面发不出官员的工资，问题全都出在商税上。”
“何讲？”昌理道。
“我国商税三十税一，本已不高。且籍笔墨农具、舟车丝布之类免税。”
“这都是百姓生活要用的东西。”昌理道，“在这上面收税岂不是在收人头税？”
“校尉对赋税的事情恐怕不太清楚。商税并不是收在买东西的百姓头上，而是收在卖东西的商贾头上。”
“如要交税，商贾便会提高价格，不就是在对百姓收税？”
“阁下，如果不收税，商贾是否不提高价格？”县丞道。
“那是因市场变化。”昌理道。
“正是。”县丞道，“商贾提高或降低价格，向来是因市场变化，而不是因为税务。”
“怎么会？这两者毫无关系吗？”
“关系自然是有的，但不像阁下想的那样直接。如果商税十税一，商贾不提高价格就赚不到钱，那么宁可卖不出货物，商贾也要提高价格。”
“你是说三十税一，不必提高价格？”昌理道。
“不必。”县丞道，“不如说税太低。”
对于从小被教导要心怀天下苍生，体恤百姓疾苦的昌理来说，这个言论让人耳目一新。
“那么你看该设多少？”昌理道。
“十五税一，有些税种可以十税三。”
“哪些税种？”
“盐酒茶矿。”
“这四样都是百姓生活所需，如何能够十税三！”昌理道。
“您听我说。”县丞道，“您推崇百姓饮酒吗？提高酒价，百姓自然少饮，有利安定。”
昌理不做声。
“喝茶，这是人雅士做的事情，多收点税，他们也交的起。”
“矿？”昌理道。
“矿商富有，多征无妨。”县丞道。
“盐？”昌理道。
“盐价本就不高，十税三，百姓也吃得起。”县丞道。
“这么看来，你有治国理政的本事，如何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县，屈居县丞一职？”昌理不怒反笑。
“生不逢时。”县丞道，“现在做官，不会丢官会丢脑袋。您看我们老县令，因为收不上税，就被砍了脑袋，您说我是不是得拿屯粮交税？再不交，上面可没县令砍了。”
“你倒是敢说。”昌理道。
“如今这世道，有什么不敢说的。”县丞道，“不过我很久没说的这么痛快了。我跟您一见如故，您要是想听，我可以说上三天三夜。”
“三天三夜。先王向臣子询问国事，也曾问过三天三夜。”昌理道。
“您说笑了。”县丞道。
“那么你看，乱民要如何治理？”昌理道。
“这个好说。”县丞道，“有乱民，不是因为饥年吃不上饭，而是因为饥年交不起税。”
“何讲？”
“只要有地就得交税。不交税，要被扔进牢里打板子，打到死为止。饥年收成不好，百姓宁可不种地，也不肯一年辛苦就收那么一点粮，还要进去打板子。”
“那么应该取消赋税？全都取消？”昌理道。
“为何不取消？”县丞道，“乱民占领各地，不过是为了回去种地，不用交税。倘若上面赋税全部取消，乱民还有什么乱的必要？回去种地就好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