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曰：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[1]
君子与小人的分别是什么呢？周是包罗万象，就是一个圆满的圆圈，各处都到的。他说一个君子的作人处世，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，不是说对张三好，对李四则不好，这就不对了，这就叫比而不周了。你拿张三跟自己比较，合适一点，就对他好，不大同意李四这个人，就对他不好，就是“比”。一个大政治家是和宗教家一样，爱人是不能分彼此的，我们对于人，好的固然好，爱他；但对不好的更要爱他，因为他不好，所以必须去爱他，使他好。这样一个真正的大政治家，也就是宗教家，也就是教育家的态度，这就是“周而不比“，要周全，不能比附一方。“比”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中国字，古写的篆比字，是这样写的——，象形两个人相同，同向一个方向；而古北字——就是相背，各走极端的象形字，所以“比”就是说要人完全跟自己一样，那就容易流于偏私了。因此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呢？相反，是比而不周，只做到跟自己要好的人做朋友，什么事都以“我”为中心、为标准，这样就不能够普遍。讲到学问，就须两件事，一是要学，一是要问。多向人家请教，多向人家学习，接受前人的经验，加以自己从经验中得来的，便是学问。但“学而不思则罔”，有些人有学问，可是没有智慧的思想，那么就是迂阔疏远，变成了不切实际的“罔”了，没有用处。如此可以作学者，像我们一样——教，吹吹牛，不但学术界如此，别的圈子也是一样，有学识，但没有真思想，这就是不切实际的“罔”了。
相反的，有些人“思而不学则殆”。他们有思想，有天才，但没有经过学问的踏实锻炼，那也是非常危险的。许多人往往倚仗天才而胡作非为，自己误以为那便是创作，结果陷于自害害人。
尤其是处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中国青年，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交流、撞击，思想的彷徨与矛盾，情绪的郁闷与烦躁，充分显示出时代性的紊乱和不安，因此形成了青少年们的病态心理。而代表上一代的老辈子人物，悲叹穷庐，伤感“世风日下”、“人心不古”，大有日暮途穷，不可一日的忧虑；其实童稚无知，怀着一颗赤子之心，来到人间，宛如一张白纸，染之朱则赤，染之墨则黑，结果因为父母的主观观念——“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。”涂涂抹抹，使他们成了五光十色，烂污一片，不是把他们逼成了呆子，就是把他们逼成太保，还不是真的太保。我经常说，真太保是创造历史的人才。所以老一辈人的思想，无论是做父母的，当教师的，或者领导人的，都应该先要有一番自我教育才行。尤其是搞教育、领导化思想的，更不能不清楚这个问题。
所以青少年教育的问题，首先要注意他们的幻想，因为幻想就是学问的基础。据我的研究，无论古今中外，每一个人学问、事业的基础，都是建立在少年时期的这一段，从少年时期的这一段，从少年的个性就可以看到中年老年的成果。一个人的一生，也只是把少年时期的理想加上学问的培养而已，到了中年的事业就是少年理想的发挥，晚年就回忆自己中少年那一段的成果。所以我说历史化，无论中外，永远年轻，永远只有三十岁，没有五千年，为什么呢？人的聪明智慧都在四十岁以前发挥，就是从科学方面也可以看到，四十岁以后，就难得有新的发明，每个人的成就都在十几岁到二三十岁这个阶段，人类在这一段时间的成果，累积起来，就变成化历史。人类的脑子长到完全成熟的时候，正在五六十岁，可是他大半像苹果一样，就此落地了。所以人类智慧永远在这三四十的阶段作接力赛，永远以二三十年的经验接下去，结果上下五千年历史，只有二三十年的经验而已。所以人类基本问题没有解决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人生究竟如何？还是没有绝对的答案。因此，有了思想，还要力学。上面所说，有了学问而没有思想则“罔”，没有用处；相反的，有了思想就要学问来培养，如青少年们，天才奔放，但不力学，就像美国有些青少年一样，由吸毒而裸奔，以后还不知道玩出什么花样。所以思想没有学问去培养，则“殆”，危险
孔子说：“君子不器。”(《为政篇》）
依据《系辞传》的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，古人多是在“道”（德）与“器”对举的意义上理解这句话。如朱熹《论语集注》就在“德体器用”的基础上将之解释为:“器者,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。成德之士,体无不具,故用无不周,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。”用今人的话来作解释,所谓君子,首先是作为一个兼具理性与感性的人而存在,他应该具有充分的主观能动性,
怎样看待孔子的多能（多才多艺）？孔子认为自己多能只是因少时贫贱，为谋生才不得不多学几项手艺啊。孔子认为这些手艺、技艺只是谋生手段，因而是“鄙事”，所以君子也就不必强求自己“多才多艺”。由此，就不能由“君子不器”得出君子必须多才多艺的结论。孔子曾问弟子赐这样一个问题：“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”？赐对此作了肯定回答并反问到：难道不是这样啊？孔子回答说：“非也！予一以贯之。”重要的不是多，而是要有个一贯处。这个一贯处就是孔子所说的“吾道一以贯之。
如果“君子不器”表明君子既不能拘于一才一艺，也不必多才多艺，那么孔子想要表明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？子牢在这场对话最后补充了孔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：“吾不试，故艺”，朱子对此的解释是：“言由不为世用，故得以习于艺而通之。”朱子在此的解释与他将“不器”解释为“用无不周”表达的是同样一个意思，因而这里面凸现的依然是个道体器用的关系。
至此，可以得出结论说：“君子不器”乃是说一个君子不能拘于一才一艺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多才多艺，而是要通于艺、游于艺。而“器”呢？器就是指那些非君子拘于一才一艺，或某几种技艺和技能，“这里的‘器’就是指脱离了原发境域的技艺；它堕落为有某种固定形式、并因而难于彼此沟通的谋生技巧和艺能。
<论语>中有句话叫“君子不器”，意思是：有学问、有修养的人不应该仅仅只是一种可供使用的器具。全人教育分三个层次
1、人才教育：在社会上只要念完大学，他就有一个特定的专长，得到一种社会地位；
2、人格教育：等于还是需要学校、老师来教，不过它有时候会强调身教跟言教并重；
3、人教育：艺术的爱好或修养、个人的宗教信仰。
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孩子他如果在人格方面有好的教育，他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他是否一个专业的人才，这个社会上不缺人才，但是人格方面却有普遍的要求。
学习儒家一定记住千万不要只看外表的规定，而要学会它的一种人性的理论，就是说你要问自己当我孝顺的时候，我快乐吗？如果我不快乐的话，我就要再进一步问自己，我是不是不了解为什么我应该孝顺。同样的做父母亲的爱护子女恐怕也很累，他就要想我照顾孩子的时候快乐吗？事实上人生的快乐跟痛苦，有时候很难分非常清楚，我们把这种带有负担的压力的这种快乐称为甜蜜的负担。
就固定用途而言
“君子不器”为君子无论是做学问还是从政，都应该博学且才能广泛，如此才不会像器物一样，只能作有限目的之使用。这与以下这章有部分相似：雍也篇，子曰：君子博学于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（孔子说：君子必须要能做到广泛地阅读典籍，吸收知识，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，如此便不至于偏离人生的正道了）。此章另有一点要注意，如果“约之以礼”按以上的解释，则亦有人性非绝对为善的意思。但“约之以礼”另有一种解法：以躬行实践来解礼，故“约之以礼”即解为：能归纳到实践之上。就定量而言
君子之气度应似江海纳百川，不像器物一般有容量之限制。这与以下这章相呼应：为政篇，子曰：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己（去攻击那些与自己不相同的思想言论，是会造成害处的）。此章又有另解，容后表。
就定性而言
是指君子待人处事时，不应像器物一般定型不变，而应适时适地适人适事地采取合宜之行动。这是近似于以下这章：里仁篇，子曰：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于比（君子对于天下一切的事物，没有一定怎样才可以的，也没有什么一定怎样才不可以的，唯一行事的标准就是义）。
综言之，偶觉得将上述三个角度的看法都合并起来更为完整，也许也更接近孔子之原意。即君子在个人品性修养时，不可像器物一样只针对某些特别的目地，而必须广泛地涉猎各种知识，培养各种才能；在个人之气度与态度方面，则应不像器物一般，仅有一定的容量，须要以宽广的胸襟来看待万事万物；在待人处事的原则方面，则不应像器物一般定型而一成不变，须因时因地制宜，采取最适宜的行为举止取得最大最好的效果。
哲学释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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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的解释或多或少歪曲了孔子的意思。
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人不应该成为某种器具，成为某种达成某种功利目的的手段。也就是康德说的人必须成为自身的目的，而非人之外事物的手段（子曰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”）。作为一个君子他真正的独立价值体现在他致力于道，也就是对真理的追求。一个真正的君子他往往不是实用的、功利的。在功利的人眼里，他往往是无用，所谓百无一用是生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用是在功利的意义上讲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