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历四十七年，三月十六日。
礼部。
前几日，已经专门清理出了一个场所，殿试之日，钦定的读卷官便入住了这里，殿试一结束，考生们的试卷被飞快送了过来，当夜，读卷官们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。不过，这个时候还只是粗略地审阅一下考生们的卷宗，看有没有污渍，笔误之类的，正式审卷还是要待第二日大家已经充分休息一晚之后。
第二日，他们要从两百多份试卷中找出出类拔萃的几份来，确定为一甲之选，然后，送给内阁大臣批阅，由内阁大臣从中确定一甲的人选，决定其名次，待第二日，将一甲人选的对策送抵华殿交由皇帝批阅，由皇帝亲自决定状元，榜眼，探花等名次。
至于剩下的那些卷纸，则由读卷官评阅，上者为一等，下者为末等。
这时，读卷官的评阅就比较粗疏了，两百多份卷子，要在两三日内，由区区几人评出高下，难免有遗漏和谬错之举。
这一日，休息了一晚的九个分别来自礼部，吏部，翰林院，国子监祭酒的读卷官齐聚一堂，他们将两百多份已经糊名的卷宗平分成九份，然后各自审阅起来。
他们先把自己看好的卷宗选出，然后，依次交由他人审阅，最后，将这些卷宗摆放在一起，九个人再共同查阅，从中挑出几份一甲之选。
不晓得名字，这样读卷官们也就没有了舞弊的可能，在形式上似乎是如此。
实际呢？
这其中还是免不了有徇私舞弊之举。
基本上。这能够进入殿试环节地众考生。像杨澜这样出身清贫地士子只是极少数。大部分士子都是家学渊源之辈。他们地父辈多为官宦。甚至。有地祖祖辈辈都是。可以追溯到洪武年间。
自然。也免不了有许多士子和这些读卷官扯得上关系。有地是他们地子侄。比如。方就是方从哲地侄子；有地是他们地世侄。袁崇焕便算得上是礼部左侍郎夏新权地世侄；有地是他们地学生。有着这样关系地人更是枚不胜举了！
总之。虽然瞧不见卷宗上地名字。但是。他们对于和自己有关地那些士子地笔迹却极其熟悉。有地。甚至对他们地风也了如指掌。在这种情况。当看见类似地卷宗时。就难保某些人不徇了私情。
正德戊辰科（1508年)）。吕木冉被擢为状元。是沾了同乡刘瑾地光。内阁有意逢迎刘瑾。特擢用陕西人为首冠。
万历甲戌（15年)）廷试。首辅张居正之子张嗣修亦在应试之列。张居正回避不阅卷。次辅张蒲州（四维)）拟定序次。将张嗣修拟为二甲首。
在中极殿为皇帝读卷时。张居正通过大太监冯保。将张嗣修未读卷放在宋宗尧、陆可教地卷子上。陈于御几。结果沈懋学得首。张嗣修得次。而陆可教、宋宗尧被抑至二甲。
这些例子足以证明，这殿试中阅卷以及分等因为人情和权势的关系。暗箱操作大有市场，当然，这其中也有秉公办事之辈，并不全是这般下作。
成化丙戌（106年）榜，大学士李贤为读卷官，其婿程敏政地廷试卷格外整洁，法极为突出，考官们多建议拟为第一，李贤却说论不论。结果擢罗伦为第一。
那么。在这一科中，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？
为了权衡其中的厉害关系。这次读卷官人选的出炉甚是艰难，齐党，楚党，浙党，东林党等党派的官员为了本党的利益，互相攻击，务必要保证自家党派的官员在读卷官中占有优势，以此来提拔本党或是亲近本党的士子。
各派党人吵得不可开交，快到殿试了还是没有能确定最终人选，最后，首辅方从哲拍板了。
读卷官的人选基本上都是从那些党派地温和派中挑选，这些温和派虽然也算是党人，但是和其他党派的官员也有交情，都算得上是八面玲珑之辈，在党争上也很少冲锋在前，故而，这份名单出炉，算是勉强通过了。
夏新权便是其中的一名读卷官，这次的读卷官，出身礼部的除了他之外，还有一人，那人乃是东林干将，说起来，在这些考官中，属于东林党的也只有他们两人。
“啪！”
夏新权听得一声巨响，他抬头望去，只见一旁地某位来自户部的读卷官正拍案而起，满脸怒色。
“狂妄！”
那官员大声吼道，众人纷纷侧目，放下了手中的工作。
“各位同僚，你们来看看这份卷纸，此人乃真真正正的狂生也！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若非殿试没有落榜之举，我必定要让此子狼狈返乡！”
“玉大人息怒！让我等瞧瞧，这策论有何不妥之处！”
于是，那份卷纸便在众人手中传阅，看过的人基本上都如那个玉大人般难掩心中愤怒，皆呼狂生，皆喊该杀！
夏新权是最后一人接过那份试卷的，瞧见试卷上的字迹后，他心往下一沉，眨了眨眼睛，收敛心神，从头到尾看了下去。
先前的那些策论，立论皆平平无奇，谈到经义，简明扼要，谈到圣上，必呼英明，谈到对策，则含糊其辞，虽然言词瑰丽，采不凡，然而，通篇都没有说出什么实在的见解，就算有什么看法，也是人云亦云，毫无自己地特色。
这一份试卷则恰恰相反。
采算不得了得，字句更是毫不出奇，没有波涛汹涌般地排比，也没有高低起伏的叠嶂。有地只是平淡到了极点地字，以及一项一项的阐述，有关于怎样解决大明帝国财政匮乏的各种方法的阐述。
归纳起来其实只有一个字，那就是收税，广开税源，无税不收。
最初瞧见这，夏新权也甚为愤怒，以为自己老眼昏花，看错了人。这章毫无风骨可言，完全是赤裸裸的拍圣上的马屁。
谁都知道圣上喜欢收税，喜欢与民争利，这家伙便从经义出发。盛赞圣上的收税之举，认为这是千古明君的作为，而且，还在策论中大言不惭地表达了对圣上的不满，认为圣上只派内侍出宫收取矿税，此举甚是不妥，不仅矿税。就连那些商税也要大大地收起来，贩卖之辈需要收税，开办工厂之辈亦须收税，总而言之，此策论从头至尾都散发出一股赤裸裸的铜臭味来。
在策论中，那名士子论述了收税的正当性。
他在章中指出，大明朝的赋税来自于农税，然而，因为藩王勋贵。官僚士绅集团地扩大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，真正承担帝国赋税的自由民越来越少，他们的田地同样越来越少，于是，每一年的国家收入都在逐步下降。加上灾荒不断，国家又要大力赈灾，支出颇多，这就像做生意一样，进的钱少，出的钱多，自然要亏本了！
这个问题，还怎么解决呢？
官僚士绅乃是帝国的统治基石，自然是不能随便乱动地。如此。唯有扩大税源方是长久之计，他也拿做生意来打比方。若是生意人的进账多了，能够达到收支平衡，或是略有盈余，这便是一门好生意了。